在成都文殊院的三大士殿前，有一副“出圈”的楹联：“见了便做，做了便放下 ，了了有何不了”……有人说看完之后就豁然开朗，有人说“这副对联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”。

写下这副对联的，正是蜀中“五老七贤”里唯一的外省人士——安徽桐城人方旭。从清末四川兴学办教的实干官员，到晚年热心公益的“蓉漂”，他既有“见了便做”的入世担当，亦悟“做了便放下”的出世豁达，在巴蜀大地写下属于自己的生命注脚。

蜀中“五老七贤” 图据四川大学

成都文殊院作为长江流域禅宗四大丛林之一，寺内悬挂着方旭创作的一副禅联，闻名遐迩：

见了便做，做了便放下，了了有何不了；

慧生于觉，觉生于自在，生生还是无生。

这副对联，简而言之，上联讲的是“放下我执，了却烦恼”；下联讲的则是“清净无染，回归本净”。

方旭这副楹联，以通俗语言向大众传递“去烦恼”的修行智慧，在文殊院众多楹联中传播尤广，影响深远。

为官时期的方旭，正如他在文殊院所题楹联中写的那般——“见了便做”，勤勉清正，政声颇佳。

时值清末推行新政，改书院、设学堂成为要务之一，方旭正是这一新政在四川的积极践行者。早在担任蓬州（今四川蓬安县）知州期间，他便着手兴办学堂，被誉为“开风气之独早”。

1903年，方旭代理华阳县知县，将位于梨花街的潜溪书院改为华阳县小学堂，又将净居寺的宋公祠改为东乡蒙学堂。因热心办学，他被时人誉为“有知学名”。同年春，方旭东渡日本，进行为期四个多月的学务考察，眼界大开。面对兴办新学中师资匮乏的困境，他提出以速成班、预备班、启蒙班、推广班“四班并进之法”，大规模培养师资力量。

方旭的见解深受时任四川总督锡良赏识，被委任为四川学务处提调。任职期间，他将所著《州县学校谋始》呈送锡良，主张改革宾兴会（清代民间助学组织）与学田局（管理学校田产的机构）的资助方式，以宾兴款、学田款支持办学，同时适当向学生征收学费。锡良对此大为赞赏，下令刊发推广，付诸实践。

1906年，锡良委任方旭为四川首任提学使，执掌全省教育行政。方旭还亲自兼任四川通省师范学堂监督（即校长），推动新学在四川蓬勃兴起。自他就任次年直至1909年离任，四川学堂数量始终位居全国第二，师生人数则是全国之冠。

文殊坊夜景  图据文殊坊

辛亥革命后，年届花甲的方旭选择寓居成都，过上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此时的他，对早年所写“做了便放下，了了有何不了”有了更深的领悟，开始真正“放下”自我。晚年他居住在东新街，乔迁时曾赋诗抒怀：“垂老犹营一亩宫，庆云西角桂桥东。春风杨柳知谁属，自写幽情唱永丰。”《新新新闻》记者邓穆卿曾记载，方旭公馆门前挂有一副门联：“油油不忍去；碌碌何所求？”这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生动写照。

闲居的方旭在成都颇具声望，与当地文人往来密切。1916年，他与林思进、赵熙、宋育仁等人组织锦江词社（又称春禅词社），诗词唱和，切磋交流。

方旭与其他“五老七贤”一样，热心社会公益。民国初年，四川军阀混战，民生困苦，他创作了《即事感怀八首》《立春围城纪事》等诗作，以“只余鸦影飞残日，无复鸡声透晓风”“锦里新年景物幽，重围深锁万家愁”等诗句，记录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。1933年，方旭还与刘咸荥共同发起创建了成都第一个研究学术和美术的组织——蓉社，在开展诗文艺术交流的同时，积极举办义卖活动，赈济灾民，践行了一位传统文人的社会担当。